托克维尔曾经断言，民主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当前关于民主、普选的一系列讨论中，人们逐渐习惯于沉浸在诸如此类的乐观预言中，想当然地认为应当发展民主、实现普选，却忽视了民主的发展是需要具备一定的前提条件的。其中，经济条件是一个重要的前提和限制因素。下文将对学者的相关观点进行梳理，分别从经济增长和经济危机两个方面来分析经济因素对民主发展的影响。

一般而言，经济增长促进民主转型和民主巩固。尽管还存在一些反对的声音，但是许多学者仍然注意到，经济增长和政治民主之间具有正相关性。这种相关性，有的学者描述为线性关系。例如，利普塞特1959年在“民主的一些社会条件：经济发展与政治合法性”一文中提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国家，越有可能实现民主，并越可能使民主得以巩固（参见王绍光：《民主四讲》，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80-81页）。不过，也有一些学者认为，经济增长和政治民主之间虽然具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但是并非线性关系。例如，达尔1971年在《多头政体》一书中提出了民主转型的理想区间这一概念，并指出：当经济发展水平低于该区间的下限时，实现民主的可能性极低，经济不发展对政治体制影响不大；当经济发展水平已经高于上限时，实现民主的可能性非常高，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也不大可能对政治带来实质性影响。

经济发展之所以能够促进民主政治，是因为它会导致有助于民主政治的社会结构、教育水平、文化观念和政治条件的变迁。例如，亨廷顿认为，民主转型应该首先发生在中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而且这些国家将会比非工业化社会更加有利于新生民主政权的巩固。这是因为经济发展塑造了其公民的价值与态度，提高了社会的教育水平，使得用于社会团体之间分配的资源更加丰富并因而有助于融洽和妥协，要求并且促进了外贸、投资、技术、旅游和通信等领域的对外开放因而会受到盛行于工业化国家的民主观念的影响，推动了中产阶级的发展壮大（参见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60页）。达尔指出，经济的增长有利于民主表现在：消除极度的贫穷并提高生活水平，有助于减少社会和政治冲突；提供多余的资源支持教育，从而培养有修养有知识的市民；造就了一个庞大的追求教育、有自治权、个人自由、有私有财产权、崇尚法治和参与政府事务的中产阶级；通过下放许多经济决定权给相关的个体和公司，市场资本主义经济就不再需要一个强大而专制的中央集权政府（达尔：《论民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41页）。

除了经济增长，经济危机对民主政治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在任何一个国家，经济运行都不可能始终一帆风顺，低潮、危机是无法避免的波动和经常性事件。然而，遗憾的是，学术界目前对经济危机和政治民主之间关系的关注度却不及经济增长。从已有研究看，一方面，经济危机的发生有利于民主转型。亨廷顿将这一影响机制解释为：经济衰退削弱了威权政权的基础和正当性，从而间接地推动了民主转型。另一方面，在民主巩固问题上，经济危机则有可能会产生阻碍、抑制作用。新兴民主国家在完成民主转型后，尚需加强新的民主实践和机制，以巩固民主政权。其中，低水平的经济发展与它的民主制度巩固之间存在非常紧密的联系。如果不能及时有效的应对经济危机使经济保持平稳发展，将可能削弱新兴民主政权的合法性。不过，正如林茨和斯蒂潘曾经强调的，经济危机必然削弱民主政权的论点已经被20世纪30年代欧洲的经验所推翻（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44-245页）。经济危机对民主转型和民主巩固的影响表现出的上述差异，和经济增长的影响有所不同。

由此可见，民主发展的讨论离不开对当前经济发展水平和状况的评估和考虑，也离不开对民主发展阶段的审视和甄别。值得一提的是，经济对民主发展尽管存在上述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民主转型或民主巩固仅仅取决于经济发展状况。民主的发展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还受制于社会结构、文化、政治、外部力量和国际局势等方面的条件。

                                                                                                       （作者袁阳阳系《北大法律评论》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