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大学虽有公立和私立之分，但在追求学术自由上，所有的高等教育机构则是同心协力，这种默契似乎源自宪法的规定。《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申冤的权利。”于是很多人就认为学术自由与宪法上的言论自由是一致的，甚至这种说法在中国也被广为接受，《宪法》第47条中“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和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的规定则被作为中国大学学术自由的宪法依据。问题是，学术自由是否可以用言论自由作为自己的法律依据呢？这两者是否是一致的？

宪法上的言论自由，其基本含义是每个公民都能自由地发表意见，而不必担心因此受到惩罚。其主旨是给每位公民提供了同等参与公共事务的机会。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有同样权利可以发表公共意见，这是民主的正当性要求。因此，言论自由的着眼点是平等——每个公民都能够自由地表达意见而不得歧视或限制任何人。

关于学术自由的规定主要体现美国大学教授协会（AAUP）1915年颁布的《学术自由原则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Principles of Academic Freedom），约翰·杜威曾任该协会的第一任会长。学术自由，根据长期研究这一问题的耶鲁大学法学院院长罗伯特·伯斯（Robert Pose）教授的说法，包含四个独特要素：第一是研究和出版的自由。第二是教学自由，或有时被称为课堂自由。第三是“外行（extramural）”言论的自由，即在与自身学术无关的领域可以像普通公民一样公开发表意见。第四个是“内行（intramural）”言论的自由，即对大学自身的治理有参与讨论的自由。从这些特征看来，学术自由与言论自由似乎是一致的，当然可以把言论自由作为学术自由的法律依据。

然而，很少有人会否认大学的根本使命是创造和传播知识。为了现实这个目的，大学才需要学术自由，正如伯斯教授所言：“更适当地说，学术自由保护一个学者有能力胜任他的学术事业。它也试图保证个体不会因其学术事业受到惩罚，当然不能胜任或学术不端的情形除外。它也要求学术能力必须由学者而非外行来评估。”从这个角度来看，学术自由的着眼点恰是不平等，与言论自由的着眼点完全不同。例如世界顶级的科学期刊，如《科学》、《自然》、《柳叶刀》等在刊发论文时，首要考虑的是投稿论文是否真正有原创性的贡献，然后择优刊发，而不是平等地刊发每个投稿，人文社科领域也同样如此。尽管大学对各种不同的学说保持宽容，鼓励甚至倡导不同的思想，然而，这些不同的学说或思想必然是经过专业人员评估过的，作为原创性知识被传播的。这一点与宪法上的言论自由有根本性的差别。如果某位公民因缺乏洞见而被禁止发表意见，那必然被视为侵犯了公民宪法上的言论自由；如果某位学者的研究被同行评审为缺乏洞见而不予发表，就很难说这种做法侵犯了该学者的学术自由。

根据上面的论述，我们就可以明显看出，言论自由旨在保证公共事务的每个意见都受到平等对待，学术自由却不会保证每个思想同样得到平等对待，而是由行家根据“优胜劣汰式”的原则进行评价。如果认为言论自由与学术自由是一致的，那就等于说罗尔斯的正义论与《纸牌屋》中选民公开批评政府的意见在性质上完全相同。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从柏拉图到罗尔斯以来的思想家，与国会议员就会成为同一类人。但这并非现实，因为学术自由与言论自由是具有根本差别的，前者着眼于不平等而后者着眼于平等。

（作者伊卫风系《北大法律评论》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