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0日晚，获悉山东招远麦当劳餐厅杀人事件，看完现场群众拍摄的视频，愤意难平的同时，心中也涌出疑问：这是一起普通杀人案件吗？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疑问，是因为与普通杀人案件相比，本案的几个典型特征都显得那么的“不典型”：

其一，被害人与加害人并不相识，彼此只是“人群之中多看了你一眼”的陌生人。西方谚语有云：“一个人更可能被其认识的人杀害，而不是陌生人”。我国亦有俗语：“情场出人命”。事实上，犯罪学的实证数据也证明了这一点。根据美国《杀人案补充报告》（Supplementary Homicide Report），上世纪90年代至2004年间，在所有案件中，同一家庭中的亲族相杀比例为14%，熟人朋友间的比例则约38%，完全由陌生人制造的案件则仅为12%（当然，更大比例的是未侦破案件（约36%），难以断定加被害人双方的身份关系）。在社会同质性更强的日本，根据《法务省犯罪白书》的统计，亲族杀人的比例高居41.9%，职场关系的为6.2%，熟人关系的为26.5%，普通相识的为11.1%，完全不相识的仅为14.2%。杀人是人际间最为激烈的冲突，是典型的交往型犯罪，或为生活中累积的情感所困，或为经济往来中的财富所迷，需要一个积淀和触发的过程，因此，一句“你瞅啥”便拔刀相杀的场面并非杀人之常态。

其二，被害人并未促成自己的被害。虽说“熟人相杀”是常态，但陌生人之间的杀戮也并非不可想象，比如挫折攻击型的“激情犯罪”（一种加害人受到来自被害人的刺激而失控杀人类型）。本案中，作为被害导火索的是被害人的一句“一边儿玩去”，从一般人立场看，这仅仅是被害人对自我隐私保护的表现，谈不上对他人的冒犯，更遑论对加害人的挑衅。仅此而论，这种被害人的刺激远远没有达到足以使加害人失控的程度。退一步讲，即便被害人与加害人发生了口角，但这与本案残忍的暴力手段和严重的危害后果也是极不相称的。没有回答好“你瞅啥”的问题，被害人最多只是被“削”，而绝非被“虐杀”。这一结论意味着加害人的自我控制能力显著地低于一般人的水准，也就说是，加害人的人格形象指向的是性格偏执、缺乏自控、情商低下，典型的人群便是精神病患、智力低下者。

其三，加害人的亲属、朋友始终在场并参与加害。这一点是令人最为惊讶的，也是我当时作出“人心怎能坏到如此地步”评价的主要原因。若没有加害人亲属在场这一要素，根据第二点的判断，很容易推断出加害人存在精神性疾患，且具有严重暴力倾向，所以，尽管被害人与加害人不相识，被害人没有导致自身被害的责任，其实案件的发生也好理解，无非是“武疯子杀人”罢了。然而，如视频显示的那样，亲友不仅在场，而且实质地参与到了加害过程之中。换句话说，不是加害人一人失控，而是其亲友几乎同一时间全部失控。分析到此，除非认为这是一个精神病患组团就餐，附带杀人的故事，否则很难理解在这种被害人如此低程度不合作的情形中，亲友发挥的不是阻力而是助力作用。

尽管从犯罪预防的角度看，事因、刺激、阻力、风险等因素均非典型，然而，事情却向相反方向发展，令人匪夷。根据美国犯罪学家Clarke的情境犯罪预防理论，有效的被害预防需要遵循五大原则：提升犯罪阻力、增加犯罪风险、降低犯罪报偿、减少犯罪刺激以及堵塞犯罪借口。本案中既有犯罪阻力（围观群众的言语劝阻），犯罪风险也不可谓不大（在作为公共场所的麦当劳餐厅内），且没有任何犯罪报偿（没有任何犯罪利益），也谈不上存在犯罪刺激（被害人的拒绝不构成刺激），更没有所谓犯罪借口（不得杀人的诫命相信是人人皆知的）。因而，只能得出本案绝非典型，另有隐情的结论。

当然，这些运用犯罪学和被害人学中犯罪与被害发生论的分析，是在公安部相关通报之前进行的；根据事后通报所述明的事实，本案行为人属于邪教组织“全能神”的成员，其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妄想型思维支配。由此，既印证了上述判断的正确性，这并非一起简单粗暴的杀人案件，三个典型特征都是阻碍普通杀人案件发生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消解了我的疑惑，以上分析百密一疏，惟疏漏的变数在于，几名嫌犯虽然非组团的精神病患，但却属于某种准精神病患：其精神受邪教教义所控制，俗称“洗脑”。这确实是最初研判时所始料未及的。顿时，有种“最后知道真相的我，眼泪掉下来”的恍然大悟之感。

以上。

（赘语：这篇小文更多地是为了澄清一些疑问和误读，通过完善表述和论证，将自己当时的思路和盘托出，以贻方家。由于主旨部分早于公安部相关通报发于朋友圈内存有此照，同时也已为“听叶先生”在法律博客中的“如果你也在血案现场”一文里全部引用，因而诸如“马后开炮”、“事后诸葛”的批评，恕我只好敬谢不敏。）

（作者徐然系北京大学法学院2012级博士研究生。）